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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如何“保健康、防重症”？从这本手册看解答******

　　防疫热点问答｜农村地区如何“保健康、防重症”？从这本手册看解答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题：农村地区如何“保健康、防重症”？为何要搞好村内环境卫生？——从《农村居民新冠病毒感染防治健康教育手册》看当前疫情防控重点

　　新华社记者李恒

　　农村地区仍然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农村地区如何做到“保健康、防重症”？一直在农村生活的人是否会感染新冠病毒？为何要搞好村内环境卫生？近日发布的《农村居民新冠病毒感染防治健康教育手册》，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专业解答。

　　该手册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组织编写、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编著。

　　1.问：农村地区如何做到“保健康、防重症”？

　　答：我国农村地域广、人口多、人均医疗资源相对不足。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感染带来的影响，更好保障农村居民健康，各地围绕“保健康、防重症”的目标，突出重点人群管理，做到医疗救治“关口前移”，其核心就是“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早转诊”。

　　“早发现”主要是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进行一对一包保联系，每周联系服务不少于2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早识别”就是要加强对这些重点人群的健康监测，对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比如有些基础病的并发症、新冠重症风险的苗头和倾向性症状出现以后，要及时识别，及时给予指导和转诊。

　　“早干预”就是在基层要配备必要的氧疗设备，如氧气袋、氧气瓶、制氧机，还要配备便携式血氧仪监测血氧，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给予吸氧和相应的药物治疗，同时结合实际及时转诊。

　　“早转诊”就是发现了需要转诊的患者，要及时转到上级医院接受治疗。

　　2.问：一直在农村生活的人，会不会感染新冠病毒？

　　答：人群对新冠病毒普遍易感。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强、传播速度快。过年、过节期间及前后，人员流动加大，返乡人员增多，也会有很多旅游者来往，加上节庆娱乐、聚餐聚会、走亲访友等人际交流活动，这些都加大了农村居民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3.问：赶集、去农贸市场或超市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赶集或前往农贸市场、超市时，应全程佩戴口罩，咳嗽、打喷嚏时应避开他人且不应摘掉口罩，不随地吐痰。挑选商品或排队结账时，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社交距离。注意手卫生，尽量少接触公共设施和物品。及时洗手或使用手部消毒剂，不要用不干净的手触摸口、眼、鼻。倡导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采购，鼓励线上采购、上门配送、无接触交易等便利服务。

　　4.问：为什么要搞好村内环境卫生？家里没有自来水怎么洗手？乡亲间如何互助？

　　答：村内环境卫生与健康密切相关。乱扔垃圾、乱倒污水、乱堆柴草、禽畜散养，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为各种传染病的滋生和流行制造了条件，给村民的健康埋下隐患。应做好环境整治，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日产日清，垃圾、污水集中处理；保护好饮用水源，治理排污渠、臭水塘；家禽、家畜圈养，各家各户要做到庭院及周围环境干净整洁。

　　如果家里没有自来水或其他清洁流动水源，可请他人用水盆、水瓢、水壶等器具盛水，倒在手上形成流动水冲洗。

　　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主动关心关爱、探视探访邻里，为有需要的乡亲提供代买生活用品、紧急送医等力所能及的帮助，将富余的治疗药品、口罩、消毒用品等分享给急需的乡亲。

　　5.问：婚丧嫁娶还要简办吗？走亲访友应注意什么？

　　答：婚丧嫁娶尽量简办，适当控制规模，避免大操大办。疫情比较严重时，要按照当地疫情防控的规定和要求，减少聚集性活动。

　　尽量不要举办大规模的家庭聚集性活动，减少亲朋聚餐聚会的规模、人数，缩短聚会时间。倡导电话、网络问候。

　　探亲访友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佩戴口罩，注意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摄

　　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摄

　　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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