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21年12月28日,甘肃省妇联保育院的孩子们观看兰州市野生动物优秀摄影作品科普巡展。徐雪 摄
当然,民生事项千头万绪,从来都不乏新挑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保障和改善民生带来“加试题”,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上至百岁老人下至新生婴儿,都得到全力救治,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积极应对这一进程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今后一段时期,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年均增加逾1000万人。欧晓理提到,政府要强化保基本兜底线职能。着力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织密扎牢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网。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眼下,中国仍有一些民生问题交叉体现在各个领域,有待进一步解决。民众对相关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从“要有”向“要好”转变,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今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中共中央宣传部等2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对未来一段时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安排。紧扣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和文体服务等需求,改善民生这篇“大文章”里的更多细微之处,料将得到细致关照。
欧晓理表示,这项工作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既要关注回应民众的“急难愁盼”,努力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要,也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负担能力,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不吊高胃口、不过度承诺,实现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频共振”。(完)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晓理(右)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过去十年中国民生领域取得历史性、全方位成就。具体到社会领域,哪些进步最值得关注?
欧晓理: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民生基础,筑牢民生底线,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发展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这十年,中国人民实现全方位生活改善。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上至百岁老人下至新生儿,都得到全力救治,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年。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文化旅游繁荣发展,文旅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多元。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7.2%,人民群众生活方式更加文明健康。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健全,养老床位近十年增加近一倍,规模超过800万张,普惠托育服务实现“从无到有”,更好帮助亿万家庭扶老携幼。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4亿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我们不失时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大力发展普惠生活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求。
中新社记者:十年来,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的诸多细节上。能否举个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
欧晓理:十年来,一项项真真切切的实惠,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不断提升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减少患者跨省就医、解决“看病难”问题的重要举措。2019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和有序扩围。截至目前,已有20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加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实现三批共50个项目落地实施,规划设置床位超过6万张,派驻专家超过3000人,实现先进医疗技术快速平移,跨省就医流向得到初步改善。按照工作部署,接下来将把其余省份全部纳入建设范围,实现全国全覆盖。目前正在抓紧推动第四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地,努力向“大病不出省”的目标再迈进一步。
资料图:北京市普仁医院内的自助服务终端。徐婧 摄中新社记者: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中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哪些整体考量?未来将如何进行系统谋划?
欧晓理:健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有利于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我委会同中宣部等2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对未来一段时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安排。简要来讲,就是要坚持一个原则,发挥两方力量,抓好三项工作。
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既要关注回应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负担能力,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不吊高胃口、不过度承诺,实现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频共振”。
发挥两方力量,就是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区分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保基本,多元促普惠,统筹各种资源,引导各方参与,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协同发力、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发展格局。
抓好三项工作:一是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着力补齐短板弱项,全面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目标人群全覆盖、服务全达标、投入有保障,地区、城乡、人群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明显缩小。
二是多元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要积极推动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参与,围绕托育、学前教育、县域普通高中、养老、医疗、住房等6大领域,快速增加人民群众负担得起的普惠性服务供给,推动供需矛盾明显缓解。
三是推动生活服务与公共服务有效衔接,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导品牌化标准化建设,不断丰富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活服务供给,既促进消费、满足群众需求,又为今后公共服务提档升级蓄势储能。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抓好《规划》各项任务举措贯彻落实工作,做到任务有实招、工作有实效、群众有实感。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司司长欧晓理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中国养老体系建设整体部署和发展思路是怎样的?
欧晓理: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60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均增加超过1000万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特征值得关注:一是独生子女家庭陆续进入老龄阶段,这个特殊国情意味着注重家庭养老的同时,要加快发展社会化养老;二是新进入的老年群体消费意愿和能力更强,老年人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为此,我们将重点围绕以下三方面推进养老体系建设:
一是多种路径协同发展。首先,政府要强化保基本兜底线职能。着力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织密扎牢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网。其次,扩大面向普通老年人的服务供给。通过完善规划、土地、住房、财政、投融资、人才等方面支持政策,实施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增加普惠性养老服务资源,精准对接广大中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的养老需求。此外,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满足个性化需要。做好银发经济这篇大文章,发展老年人实物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养老产业,有效满足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二是实施整体解决方案。“十四五”期间,我们创新采取整体解决的方式推进落实,组织全国各地编制“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请各个城市细化发展目标和任务,拿出一揽子支持性“政策包”,建立工作推进机制,加强养老体系建设。目前,有329个城市报送了整体解决方案,我们专门组织力量研究,逐个反馈了意见建议,指导这些城市打造量身定制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2022年底前,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全国所有地市印发实施。
三是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我们将通过中央投资的支持和引导,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加大投资力度。同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包容开放的发展环境,完善便利高效的监管服务,让市场主体蓬勃发展,打造一批创新力强、品质优良、标准规范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为老服务优质品牌”,引导老龄产业集群发展。
资料图:河北沧州“医院进社区”活动,服务老年人。中新社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政府投资更多向民生倾斜,人们明显感觉到国家在这方面更舍得投入。近年来中国社会民生领域投资情况如何?未来还有哪些安排?
欧晓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建设。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始终将“保民生”作为工作重点,强调要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资支持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四两拨千斤”作用,统筹利用多种资金渠道,不断加大对社会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
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持续增长,重点民生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十九大以来,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超3400亿元(人民币,下同),2022年相比5年前增长了31.8%,积极支持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旅游、社会福利、体育、养老托育等领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为提升地方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提供坚实支撑。近3年,社会领域实际已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近1.7万亿元,有力改善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条件,有效促进了各地公共服务供给量质齐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新融资渠道也不断为社会事业建设注入新活力,补充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资源。
未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坚持“三聚焦”,聚焦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聚焦“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多措并举保障民生投入。持续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压舱石”作用,组织实施好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6大工程专项;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多种资金渠道,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的保障机制,加快项目实施;激发社会力量积极性,引导带动社会资金共同参与民生领域事业产业发展。通过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种作用”,促进形成多方合力,保障好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底线,切实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形成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生活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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