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被曝私人办公室内发现涉乌等机密文件 拜登:惊讶****** 中新网1月11日电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0日报道,消息人士称,去年秋季,在拜登以前的私人办公室内发现其任美国副总统时期的10份机密文件,包括美国情报备忘录和简报材料,涉及乌克兰、伊朗和英国等议题。 拜登对此回应说,他对在华盛顿智库的办公室内发现的机密文件感到惊讶,称并不了解文件内容。 图片来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截图拜登私人办公室内发现涉乌等机密文件 这一消息最初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该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拜登任美国副总统时期的约10份加密文件,出现在智库“宾州拜登外交和全球参与中心”。白宫于1月9日证实了该消息。 CNN援引消息人士还称,这些机密文件的日期在2013年至2016年之间,装在三四个盒子里,里面还装有符合《总统档案法》的非机密文件。 据悉,办公室里的绝大多数物品都是拜登家庭的私人文件,包括有关拜登已故儿子博·拜登(Beau Biden)葬礼安排的材料和慰问信。目前尚不清楚装有机密文件的箱子中是否装有个人材料。 这些机密文件是在2022年11月2日,也就是中期选举前夕被发现。消息人士称,拜登的一名私人律师当时正在关闭拜登在华盛顿的这处办公室。律师看到了一个标有“私人”的文件夹,打开后注意到里面有机密文件。律师合上信封,打电话给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拜登的团队随后“非常谨慎地”移交了几个箱子。 美国司法部展开调查 一名执法部门消息人士说,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已收到关于文件调查的初步报告,将决定如何推进调查,包括是否展开全面刑事调查。 美国检察官劳施(John Lausch Jr.)被曝已多次向加兰德汇报情况。不过,有消息人士说:“没有追加的说明会,但若有必要将举行。” CNN报道称,就在1月9日,在墨西哥举行的外交峰会上,加兰德正巧与拜登坐在一起,记者们曾大声询问有关调查的问题,场面颇为“尴尬”。两人忽视了这些问题。 拜登:惊讶,我不了解 1月10日,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对在华盛顿智库的办公室内发现的机密文件感到惊讶。 拜登说:“在得知有相关政府记录被带到那个办公室,我感到很惊讶。”拜登强调说,他不了解这些文件的内容。 CNN报道称,白宫已与主要盟友召开电话会议,解释围绕机密文件进行的调查,希望平息批评和质疑。两位知情人士说,一名白宫官员将这些文件描述为“不到十二份”,没有一份“特别敏感”和“情报界不太感兴趣”。 一位高级官员还在电话中重申总统的法律顾问是如何立即通知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但白宫的电话没有说明为什么当时或自2022年11月以来没有披露此事。 资料图: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特朗普:FBI何时突袭拜登家? 拜登私人办公室内发现机密文件一事,引发共和党人密切关注。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称,他计划向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施压,以获取有关机密文件的信息。科默还致信档案局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要求不迟于1月24日移交文件和其他信息。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认为众议院共和党人应调查拜登此事,但称当初对特朗普保留机密文件的反应受到“政治驱动”。“这只是表明他们试图与特朗普进行政治斗争。”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FBI何时会突袭拜登的许多住宅,甚至是白宫?这些文件肯定没有解密。” 2022年8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人员突查特朗普位于佛州的私人住所海湖庄园,引发全美高度关注。在FBI查获的物件中,有超过1.1万份政府文件和照片,其中103份标有密级。但特朗普否认有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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